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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遗产申请弥补历史遗憾并没有真正离开

发布时间:2021-08-10 19:44  来源:中新网   编辑:张璠

成为网络名人院长单霁翔:用遗产申请弥补历史遗憾

单霁翔离开了故宫,但并没有真正离开在停止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单霁翔的新身份是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不中断业务工作的情况下,他有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物古迹的保护研究和价值传播最近他在带领球队备战《万里走单骑》第二季

团队工作地点是东皇城根附近的一栋民国建筑,现在是文化东城的客厅文物只有利用起来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单霁翔始终这么认为更具体地说,客厅在北京最大的街道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内公园西侧,仅一条街之遥就是世界遗产大运河澄清门遗址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规模最大的运河,西接洛阳丝绸之路,东接海上丝绸之路海斯的起点之一,泉州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日前,在北京大运河沿线,自称网红的单霁翔畅谈这两项命中注定的文化遗产,并带领记者回望中国的申遗。

为什么要申请遗产如何看待申遗热的起起落落文物为什么要活单霁翔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弥补历史遗憾,更要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走进社会,让广大市民从中受益

回顾中国对遗产的申请,强还是不强取决于自身

新京报:自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申请世界遗产发生了哪些变化。

单霁翔:1985年,中国还没有世界遗产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等人出国留学,了解到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呼吁中国推动遗产保护从长城,故宫到哈尼梯田,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冲击和改变了我们过去对文物的认识,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文化遗产的新认识

过去,文物保护侧重于点和面,如一座塔和一组建筑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也保护那些线性文化遗产,比如大运河和丝绸之路,过去关注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现在要保护活的,动态的历史街区,比如前门的商业街区,过去我们保护古建筑,但今天我们也需要保护当代建筑,比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

自2006年以来,我们发布了文化景观,文化路线,运河遗产等遗产保护指导文件中国的文化遗产更加完整伴随着中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大量的地方建筑和工业遗产被纳入其中可以说,中国很快跟进,吸收了不同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及时沟通,找到适合中国遗产的特色和突破方法

新京报:我国申请世界遗产起步较晚,但成绩显著最近几天,长城被授予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中国是否进入了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法的新阶段

单霁翔: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强国迈进,但这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继续与国际组织沟通,引进先进理念但毕竟我们几十年积累了经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达成了全国共识,所以我们有信心文化遗产保护走向全球

其中,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话语权不在我们手中很多约定俗成的解释正确吗符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吗不一定

申请遗产不等于旅游业的大发展,更是要拨正历史上的遗憾。

新京报:1997年,丽江成功申请世界遗产,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中国世界遗产申请热最近几年来,申请世界遗产的热度有所降温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单霁翔:的确,在丽江,平遥成功申请世界遗产后,爆发了一股强大而有争议的申请世界遗产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纠正历史上的遗憾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果每个人都能为申请世界遗产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将会得到保护,甚至获得打捞保护,这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要向人们澄清,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申请世界遗产的目的不仅仅是发展旅游业,更是一种综合效益要充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是说申请成功,你一定要在旅游方面有大的发展西湖申遗成功后,第一个行动不是大规模动员旅游业,而是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成功申报遗产时,你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你应该承担起保护的责任为了纠正一些误解,我们不应该盲目地宣布它们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质量和价值

新京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弥补过去的一些遗憾。

单霁翔:在加速建设的过程中,每个城市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遗憾当人们的意识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更多的人接受,过去的遗憾今天就可以弥补这些年见证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奇迹,比如天坛医院搬到丰台,两年内可拆除修复简易建筑50栋以上,积水潭医院下行,影响银顶关山景观这些都是为了纠正过去城市建设中的不合理问题,试图恢复城市的历史文化景观

新京报:后悔是必然的吗从留下遗憾到弥补遗憾,是一个不可避免,不可逾越的过程吗

丹吉祥:大规矩

模的城市建设,都会对文化遗产保护造成冲击,甚至是强烈的冲击,只是激烈程度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全世界来得最迅猛,规模最大,最激烈,文物保护的呼吁和城市建设的步伐一直有矛盾,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也取得了保护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国家完善制度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遏制这些冲击和破坏这要看社会整体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各级政府对城市建设的把握,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历史风貌造成影响

评判现代城市的标准,绝不能只有高楼大厦,立交桥,机动车,还要维护人居环境能够把考古遗址变成考古遗址公园,在城市中心再现历史河道,人们就更能感到城市的亲切,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让人们走进去,让文物活起来

新京报:你全力推动了将考古遗址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单霁翔: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是从北京开始的,最初有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扩大,推行到全国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认为考古和公园不能在同一个概念里面考古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工作,公园是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地方,两个概念要搁到一起,考古工作还怎么做

但是我认为,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不妨碍保护,反而促进保护人们不了解考古遗址的面貌就不会珍惜,在上面搭棚建屋,不断地破坏甚至盗掘现象都会发生

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之后,在半地下建了遗址博物馆,给市民游客建了考古探索中心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大明宫在2014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的遗产点之一通过这类实例,专家们才认识到考古遗址是可以成为公园的

人们感受到考古遗址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它才有尊严,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而惠及更多的民众,民众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品质生活,就有动力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新京报:故宫的文物活化近些年受到很多关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单霁翔: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的财富,不要把它们封闭在博物馆里,因为创造文化遗产的是社会公众实际上,文化遗产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社会生活了,人们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点可能都是要保护的对象

所以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应该能参与的事业我们要给予普通民众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让普通民众从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和营养

刚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时候,库房里的藏品都堆积在那儿,散发出霉味我们走了五个月,走遍故宫9371间房子之后,下定决心要扩大开放文物藏品只有面对社会公众展出来,才会神采奕奕如果堆积在库房里面,人们就没有得到知情权和监督权

比如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居住了42年的寿康宫,我们对它进行修缮,根据史料,把相关的家具,用具,文具从各个库房里面提取出来,按照过去的原状陈列,恢复原来的景象让大量的文物留在人们的视野中,人们能感受到这些文物,历史在说话,这比在库房里面保存的状况要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就是要叫它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社会我们看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但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比如陈列在展厅里供人们观赏,它反倒更健康

自幼与文化遗产结缘,两位偶像对他影响最大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这条职业道路兴趣之源是什么

单霁翔:我父亲是南京人,学文学的他对古代诗词,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多,我们家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有时候到星期天我父亲就领着我去逛,去的景点后来几乎都成了世界遗产,比如长城,天坛,故宫,参观这些文化遗产,可能让我从小潜移默化地对历史建筑比较感兴趣

后来我在日本读本科,学的是建筑学,在选择专业方向时,我就选了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最后毕业的论文也是这个主题回国以后,在北京市城市规划部门工作时,我就开始关注北京的历史街区,一直在制定历史街区保护的方案,在北京划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项工作和文物古迹保护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也是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新京报:很多人称你为网红院长,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很多人把你当做偶像,你的偶像又是谁

单霁翔:我不是网红,我是被网红,因为我没有在网上和大家聊过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被网红了。

在专业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吴良镛先生,一个是张忠培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

我的博士生导师吴良镛先生,30多年来,对我的当面指导是数不清的我跟他读了四年半的博士,他改变了我对待学术,知识的态度现在我根本收不住,每天不读一些书,不写一些东西,就觉得空落落的吴先生在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这四个领域都是专家,有很多的著作,人居环境等理论对我影响也很大他马上要100岁了,还在辛勤地工作着,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灯塔

故宫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我从城市规划领域进入文化遗产保护,跟文化遗产领域的人的认识会有冲突张忠培先生当时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也是泰斗级的专家,在文化遗产领域有很深造诣20多年来,每次遇到问题我总是到张忠培先生的家里去,我到他家的时候,他一定都把茶沏好了等着我他会把要讲什么列一个提纲,每次都不少于两个小时,跟博士生导师授课一样,一点点地指导

我到国家文物局当局长的时候,他和几位专家就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四件:第一,要摸清文化遗产资源的家底,第二,要注重文物保护的法制建设,第三,要做好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第四,要打击文物犯罪这四项成为我之后十年最重要的四件事,人们说这是为文化遗产保护钉了四个桩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实习生 许琳迪 摄影记者 陶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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